人的思維模式往往決定了人的行爲方式，而人的思維模式之養成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人所處之社會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狀況（經濟）以及文化傳統（文化）。人的思維模式之演化卻又往往滯後於人所處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與階段。在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形成過程中，大部分人的行爲通常會遵循舊時代的模式。一方面，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形成並不會一帆風順，整個過程自然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另一方面，人的適應能力有限，通常慢於經濟的發展速度。這一現象可以在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工業革命的社會觀察到。而學術上我們亦可以借經濟管理學中的創新理論來部分地解釋。經管的學生大概都聽說或讀到過Everett M. Rogers在其著作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裏把創新的傳播分爲五個階段，即Innovators, Early Adopters, Early Majority, Late Majority, Laggards。我們說市場中的創新從目標客戶來說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一般消費者的創新（B2C），一類是針對企業的創新（B2B）。針對消費者的創新，其影響是為消費者顯而易見的，如iPhone的對傳統手機廠商諾基亞的顛覆；針對企業的創新，其影響則是間接的，往往可能體現在生產力提高的方面。然而無論如何，創新最初的接受者必然是在總人口中是極少的一部分人，而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則會維持著他們原有的行為模式，即時到了大部分人都接受了這一創新產品或者服務的時候，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仍有可能留存在大部分人的潛意識之中。即使是工業革命以來，真正改變社會價值觀並具有深刻社會學研究價值的創新不多，筆者所想到的，大概有，蒸汽時代的蒸汽機車、電氣時代的流水線生產（大衆生產與消費時代的來臨）、互聯網時代的萬維網、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智能手機。其表現在於大量社會學家甚至是哲學家都會開始評論這些創新對社會的影響了（往往是消極影響）。

而作爲改革開放以來年增長率高達10%的中國，上述現象以及其所產生的諸多紛擾就更加顯著了。要知道，即使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他們在百餘年的成長過程中，平均經濟增長率也不過2%左右（參考，Paul M. Kennedy之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所以中國人經常說我們用三十年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道路並非無其道理。就拿火車與鐵路來說，從清末（1881年第一條自主鐵路）到2005年中國最後一系列蒸汽機車退役，中國蒸汽機車時代長達124年，而中國第一次獨立製造蒸汽機車則是在1952年。蒸汽時代的引領者英國則是大致是從1804年到1968年，長達164年。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是1961改造完成的寶成鐵路寶雞至鳳州段，首輛內燃機車則是從1974年才開始批量生產。第二次工業革命，即電氣革命，的引領者是德國與美國，德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是在1903年完成改造的，而美國第一條則是在1901年完成改造。我們更加熟悉的高鐵則是起源於1964年的日本，而中國真正開始建造高速鐵路和列車則是2008年之後的事。可以說，對於一個九零後，他成長過程中便經歷了鐵路與火車發展歷程的三個時代。

中國的過去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是一個各類資源稀缺的時代。稀缺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經濟學學概念，它涉及到資源分類與供需關係。稀缺在中國人的口頭用語的體現大概是“搶”，小時候坐公交，大家要搶座位；以往需要排隊的地方，往往結局都可能會演變成“搶”。很多人會說這是無素質、不文明的行爲，然而根本原因往往首先是資源不足，人們知道如果他們不搶，他們的福祉會嚴重下降（比如擠在滿車廂塞滿人的火車裏），另一個是很可能是管理不科學的結果，比如在商場裏購物排隊結帳的人數與櫃檯開放數目的問題就是一個經典的隨機過程所研究的問題。合理地利用科學與技術，往往可以降低由資源稀缺所引發的糾紛。一則我們可以利用科技提高供給，比如建設更多的鐵路、提高列車速度或者提供更多的列車班次，二則我們可以利用科技避免人可能的直接衝突，比如提供網上購票的服務。這也可能是企業接受創新與消費者接受創新的一個根本不同（筆者的猜想，不知是否有研究人員做過相關方面的研究）。一家企業是否接受某種創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創新是否能給該企業帶來狹義層面/純經濟層面的生產力的提高，比如企業級資源計畫軟件服務提供商SAP和甲骨文爲大企業管理其信息提供了革命性的改變，又比如集裝箱貨輪的發明革命了世界物流的運作方式等等；而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創新是否會被接受，更多地取決於其能否給消費者帶來廣義層面/更多精神層面的生產力提高，這涉及到是否提高了人主觀的尊嚴（包括給人以方便之感）、是否滿足了人主觀的慾望、是否給人產生了一種主觀的價值認同等，在這方面，美國（跨國）公司往往是鼻祖與典範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德國人經常會覺得美國人人人皆是銷售人才；參考讀物：Irresistible Empire)。

最後回到最近一熱點事件，即阿里巴巴員工寫代碼訂購（搶）月餅事件。阿里巴巴毫無疑問是一家偉大的中國公司，它為中國中小企業以及消費者提供了史無前例的便利。它之於中國的歷史意義不亞於Cornelius Vanderbilt或者沃爾瑪之於美國的意義。但正如其他任何一家偉大的消費者級企業一樣（阿里巴巴集團的消費者級網站是淘寶與天貓），它自然會對人性有著深刻的理解，比如說對於中國人的“搶”（製造緊缺），雙十一購物狂歡節則是圍繞這一概念的傑出成就。以至於似乎這一概念也充分融入了企業文化，比如在中秋節前，除了給每一員工發了月餅之後，還舉辦了一個搶月餅的活動，員工也積極參與，聰明的員工寫了幾行代碼來搶，因為系統漏洞最終被開除。筆者在此並不想給出一個誰對誰錯的結論，只是對這一經濟、文化現象感到有趣。阿里巴巴是中國在世界上發展相當好的行業裡面的頂尖企業，而其員工必然也早已超過小康生活的水平，然而似乎雙方皆受困於過去的思維模式，還是，這終究如阿里所說，這是價值觀的問題？

最後修改於 2016-09-16